[转贴] 曹長青:汶川地震可能“漏報”的六个疑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亮点网 时间:2020/01/27 18:19:43
中国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已超过六万。但在汶川地震发生不久,网上就有消息说,地震专家早就做出了預测,但中國地震局却没“預报”。当时看到这样的消息,当然非常震惊,因为如果事先知情而不发出“警报”,别说死了几万人,就是一个人丧生,也是不可挽回的生命损失,是重大责任事故,甚至是“犯罪行为”。所以当时就想根据各方消息,就“漏報”问题写篇文章探讨。但由于地震刚发生,人们都处于救灾救人的悲恸之中,情绪化的言语在所难免,再加上网络消息比较难核实,就没敢轻易动笔,毕竟“漏報”是非常重大、严肃的指控!
但中国有过“漏報”的先例,当年唐山大地震就有巨大的人为责任。錢钢的《唐山大地震》,尤其后来張庆洲的《唐山警示錄:7·28大地震漏報始末》的调查报告,对此有详细记载。看張庆洲的书,令人十分悲愤,因唐山地震前夕,有很多“預测”,像唐山第八中学、第十中学的地震监测点,还有开滦赵各庄矿等都相继发出震情預报,唐山自来水公司、电厂、钢铁公司、开滦煤矿的洼里、殷各庄、新城子、河沿庄变电站等地震监测网点,以及昌黎后土桥、陡河地震台等专业月台,也都发出临震預测报告,但全都被國家地震局忽视。甚至震前14天,唐山当地知名地震监测人员田金武等人还当着来考察的國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百名官员和学者明确預测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现场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震在哪儿呢?”田金武说,“大地震就在脚下!”可是仍然没被重视。在震前9小时,还有当地监测专家马希融向地震局发出紧急“报警”,也是没下文。唐山市“地震办”主任杨友宸还因“报警”要发生地震,惹怒领导,在震前三天,被送到“干校”改造、不许出来。结果地震办群龙无首,在地震发生前两天,任何监测数据等都没做!
中國國家地震局局长陳建民2005年底在《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回答媒体提问时也不得不承认: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实,地震前已出现异常现象也是事实。2006年唐山地震30周年,陳建民参加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和主持人张羽“对谈”时也说:“唐山地震实际上还是有前兆的”。但“漏報”导致了24万人丧生!16万人残废!50万人受伤!这是多么严重的“渎职罪”!但面对这么惨重的伤亡、明显的渎职,至今却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现在汶川地震已过去两个多星期,紧急救人的阶段已结束,人们应冷静下来思考和探讨,汶川地震到底有没有被“漏報”?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消息,因难以核实而无法采用,但仅仅采用中国媒体的正式报导,还有可核实的海外媒体对当事人的采访等资讯,基本就可以看出,这场汶川地震,很可能和当年的唐山地震一样,也有巨大的人为责任,这里起码可从六个方面探讨其可能性——
第一,地震专家耿庆國向中國國家地震局事先递交了准确的“預测”。
早在地震刚发生时,网上就有耿庆國已預测到这场地震的消息。但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很难核实(像网上署名“茅于轼”的评地震文章,后来茅本人声明不是他写的),因此我当时给港台媒体写的评论文章,都没有用耿庆國等专家的預测。
现在看来,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香港《亚洲週刊》最近一期刊出了对耿庆國的专访(也登在该刊网页上),证实了此事。《亚洲週刊》是香港知名刊物,这篇文章不是外稿,而是该刊资深记者江迅在汶川地震发生39小时后,在北京对耿庆國的独家专访,应该是可信的。
耿庆國在这篇专访中明确说,他和一些专家不仅对汶川地震做出了“預测”,还在4月30日(地震前11天)把預测报告以“密件”发给了國家地震局。该“預测”明确指出:四川“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五月八日(前后十天以内)”。
但该报告没有引起國家地震局的任何反应。而地震正好就发生在耿庆國等专家預测的“5月8日前后十天之内”的5月12日。这是多么“精确”的預测(震级、地点、时间均明确),如果國家地震局重视这个預测,对汶川地震发出“預报”,就可以挽救六万多条人命!
耿庆國不是外行人、信口开“测”,他是原中國國家地震局专攻預测的研究员,现任“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审。对这样一位资深专家的意见,國家地震局是怎样讨论的,是不是有过讨论,至今外界都不知道。如果有过讨论而否定了耿庆國的“預测”的话,现地震已发生,也证明國家地震局的判断错误。但迄今为止,人们没有看到國家地震局出面认错,他们更没有向遇难者和国人说一声“对不起”。反而在汶川地震第八天的5月20日,中國地震局监测預报司副司长车时说,这次地震前,中國地震局没收到过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預报意见;并说网上流传的所谓有人提出过預测,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里就有一个國家地震局和耿庆國谁说谎的问题。从常识判断,國家地震局说谎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以目前的中国国情,在“网吧”有人对汶川地震随手编个假消息都被抓走,辽宁女青年在网上骂四川灾民也被拘留,如果耿庆國没递交預测报告,敢撒这样的“大谎”,恐怕至少得被追究政治或行政责任。而且耿庆國目前还是国家单位的副主任,他不会不知道这种深浅。
而且从國家地震局面对《亚洲週刊》记者江讯追访的态度来看,也感觉他们有难言之“谎”。因被问到耿庆國“預测”报告问题时,总是推诿搪塞,甚至不敢否认。中國地震局新闻处最后答覆说,“关于耿庆國的事情,不久我们会有相关资讯发布。”可至今一个多星期了,也没见任何“发布”。
如果中國地震局确实没收到过耿庆國的預测报告,那么很容易回答说“没有”。现在的模糊态度,说明他们很可能收到过这份报告,只是现在无法向大众交待。一种可能是地震局預测司没有往上呈报;二是该預测意见被局里的专家和官员否定;三是可能有关部门正在做耿庆國等人的工作,要他们顾全大局,收回发出“預测报告”的讲法。但耿面对四川地震死了这么多人的现实,可能无法配合当局说谎。《亚洲週刊》的专访说,67岁的耿庆國在北京接受采访时,几次泣不成声,“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没能拯救人命而悲痛”。
第二,另一位地震专家陳一文也向中國地震局提出过“預测”。
汶川地震发生第三天的5月14日,在中央电视台(CCTV9)讨论地震的英语节目中(主持人杨瑞),参与讨论的来宾、“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陳一文在电话连线中回答:中國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他曾在5月3日(汶川地震之前9天!)亲手向中國地震局发了一份“預报”,指出今年5 月至明年4月,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当晚该节目重播时,陳一文的意见被删除,但因这个节目是现场直播,有很多观众看到、听到(CCTV9也有这个节目的母带)。
第三,地震专家曾集体向國家地震局发出过“预警”。
陳一文后来在接受深圳作家朱健國、香港《东方日报》记者杨柳等采访时,更详细披露说,他和耿庆國等向國家地震局提交的汶川将发生强震的預测报告,是经过“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集体讨论形成的意见,并不只是他们的个人看法。陳一文并强调,过去三年期间,“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曾就汶川可能发生强震,向國家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預测。熟悉国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组织”的声音往往大于、也重要于个人;以组织名义发的公文,当然比个人意见更有“份量”。但即使如此,按陳一文的说法,这些预警报告也是“泥牛入海”,地震局根本不理睬。
第四,地方地震监测部门向國家地震局发出过“預报”。
陳一文对國家地震局的官僚主义一直很有意见。去年初他就在深圳接受过朱健國的专访,痛斥國家地震局领导的官老爷作风。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后,他通过地震研究的同行,拿到了一些地震局内部资料,这些资料显示:甘肃省陇南市地震监测站4月18日(汶川地震前24天)向中國地震局发出“預测”说,在4月20日至5月 18日,新疆、西藏交界地区将发生七级左右地震(时间和地点都相当准确!)此外,甘肃省文县地震研究所也在3月中旬发出“預测”,四川、青海交界将发生五点二级左右以上地震,預测地点更是汶川大地震震央地带。陳一文在接受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國地震局重视这些资料,加强监测,并通报地方防范,肯定死伤不会这么严重。但是向来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才是最权威的中國地震局领导层,却对这些预警嗤之以鼻。他痛斥说,中國地震局事发前没有虚心接纳意见,事后还要谎话连篇,说没收到任何“預测”报告,试图推卸责任,实在是厚颜无耻!
按常理,不要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只是目前因地震救灾而掀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气氛(连被认为捐款不够的外国“麦当劳”店,都被围攻),如果陳一文说的这些不是“事实”,而是编造,那么他本人将惹政治麻烦,甚至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至今陳一文还在接受记者采访,他本人也在自己的地震blog上发表评论(http: //sea3000.com/2008/cheniwan_EQP/)。只不过迄今没有任何中国国内媒体采访报导他和耿庆國,由此也可看出遇到重大事件时,更显出中国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和专业独立。因为这样的事如发生在美国等民主国家,媒体早就会抢着采访、挖掘真相,而新闻界的“普立兹奖”,多是给那些揭露丑闻的调查性报导。
第五,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说震前曾得到“报告”。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共新华社网页曾刊出一篇报导,介绍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震后的讲话。其中有这样的文字: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預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这些文字清楚地证明,甘肃省地震局、甘肃省委、省政府对这次汶川地震的“趋势”事先是知情的,但却没有向社会“报警”。但陆浩的这篇讲话报导在新华网刊登不久,就被删除,没有做任何解释。
后来甘肃省地震局就此发出一篇“更正”,说由于编辑“技术失误”,导致该报导“内容有误”。重新刊出的报导,把“震前”改成了“震后”,说是省地震局在“震后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預测,并向省委、省政府做过报告”。“震后”才对地震趋势做出“預测”并向省委报告,在逻辑上似乎有问题。而且这个“技术失误”具体指什么,是编辑“伪造”了陆浩书记讲话,把“震后”擅自改成了“震前”?以中国那种国情,不大可能有编辑“吃了豹子胆”,敢篡改省委一把手对于这么重大问题(又在敏感、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而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犯了不该把这种讲话公开发表、放到网上的“错误”,而且又被新华网转载。而现在的“更正”,给人感觉是欲盖弥彰,更说明有问题。
第六,四川軍工人员等,事先得到地震通知。
在这场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学校校舍倒塌,有几千学生遇难。但震中附近的三线軍工厂和研究所人员却没听说有什么伤亡。网上有不少人披露,他们在那些研究所工作的亲属,由于事先得到地震通知,才躲过一劫。有人亲属在四川軍工研究所工作,地震后,一直担心他们安危,后来终于打通电话,亲属说,他们谁都没伤着,因事先得到通知,地震时都在外面。
仅仅上述这六点,就令人无法不怀疑,这场汶川地震,是否很可能像当年唐山大地震一样,由于人为错误而没有向社会发出“預报”。唐山地震“漏報”被隐瞒了三十年,直到2006年初張庆洲的调查报告出版,才揭出真相。而汶川大地震如果“漏報”,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可能无法掩盖很久。
结语: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很可能的“漏報”?
如果说中國地震局事先知道汶川要发生8级大地震,要有成千上万人丧生,而故意“压住不报”,这在常理上说不通。那为什么会发生目前这种状况?从目前可看到的相关资讯来看,可能至少有“技术”和“政治”等两个层面的原因。
所谓“技术”原因,主要是中國地震界近年一直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争,提出“預测”的非主流派意见被忽视。所谓主流派,主要指中國地震局官员和局里的专家等,他们多强调,目前人类的科技能力还无法准确預测地震,甚至说“地震是不可預测的”。这种理论实际上等于为一旦发生地震而事先就推掉了责任。而 “非主流派”多是退休和业余的地震专家,多集中在“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像耿庆國、陳一文,还有对当年唐山大地震事先曾做出准确預测的汪成民等,都是“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地震是可以預测的”,甚至认为“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預测”。但他们的看法遭到“主流派”的轻视和压制。耿庆國在参加香港“凤凰卫视”节目时,曾对此激愤地说,在中国,说地震是不可預测的,就是科学家;如果说地震是可以預测的,就被当成骗子。
主流派由于有地震局系统的行政权力,当然就有更多的发言权,以及对地震研究、預报的主导权。而非主流派则一直遭到冷落,甚至排斥。像耿庆國、陳一文等人以 “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向國家地震局发出的“預测”,主流派根本不予理睬。用陳一文的话说,被他们“嗤之以鼻”。
这中间还有一个“唐山地震情结”。因“非主流派”中有多位曾对当年唐山地震做出准确預测,如果“非主流派”在学术和行政地位上占了上风,那么唐山地震“漏報”问题就将浮上台面,这显然是國家地震局“不愿看到的”。例如中國地震局长陳建民2006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时,就地震預测问题和主持人张羽等“对谈”了六千多字(据后来文字稿),但只字没提当年“青龙县”成功預报的例子。当年唐山地震时,距震中115公里的青龙县,由于听了地震专家汪成民等的預测,做出了預报,结果虽然16万房屋受损或倒塌,但全县47万人竟无一人死亡。100万人口的唐山,24万人因地震死亡,按这个比例,如果青龙不发出“預报”,也会有大约10万人遇难。
但青龙的成功预防,一直被压制不许公开,因一旦公开,就等于诏示天下,唐山大地震有巨大的人为责任。而今天中國地震界的“非主流派”中,不少人都是曾預测青龙地震的专家,如果承认他们,或让他们获得主流学术地位,等于青龙的成功预防和唐山的漏報更被 “对比”出来,不仅國家地震局吃不消,甚至影响中共当局的形象,这也是“非主流派”一直无法得到官方支持的原因之一。例如陳一文在接受深圳作家朱健國采访时披露,“中國國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預报过唐山地震的痕迹。”而且國家地震局的官员还长期排斥像孙威等“数次准确預测地震”的民间地震专家。当年唐山地震时孙威还是壮年,现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但一直遭國家地震局权威们的压制,从唐山地震至今32年,“竟然毫无改善”!孙威写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也因國家地震局的某种压力,至今无法出版。
这次汶川大地震,國家地震局事先没做出預测,更无預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耿庆國、陳一文,还有“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等“非主流派”专家,以及甘肃的地震研究人员等,都事先发出准确“預测”,但均被國家地震局无视。“主流派”的明显失职,却没被追究任何责任。而“非主流派”做出了贡献,却至今无法在中国媒体上发出声音,更别说获得肯定。它再次暴露出中国的地震預报制度、新闻制度,根本是政治制度而把“天灾”变成“人祸”、导致生命损失的严重问题!
这次汶川地震所以没被“預报”,还有一层政治因素。据报导,汶川地震前夕,正在意大利访问的中國地震局长陳建民接到四川地震“預测”报告,但他却指示,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第一不要上报,第二不要公布。而且他没有立即回国,直到地震发生后才起程。从常识说,任何地震专家都无法打包票说,有百分之百把握。陳建民的问法,等于对任何地震都无法发出“預报”。
陳建民作为中国负责地震預报的最高官员,难道不知道,預测是无法做到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但陳建民所以下这样的指示,和中国主办奥运会,尤其当前的奥运圣火传递有相当的关系。因陳建民说,没有百分之百把握就不要上报和預报,是“为了不影响奥运火炬的正常传递和不引起社会的恐慌”。陳建民的这种思路,在2006年央视“决策者说”节目中就表述过,当时他说,不能轻易做出地震“預报”,因为“你报了以后,停产一天、两天、三天,老百姓都躲起来了,引起不光是经济损失,还有社会的安定、稳定的影响。”他的着眼点是“经济损失”、“社会安定、稳定的影响”。而不是“宁可错报十次,不可漏報一次”,来挽救生命。
但陳建民有他自己的逻辑,如果他发出“預报”,而汶川地震没有发生,那么造成人心惶惶,尤其被指责“制造混乱,影响奥运”,那么他就可能丢“乌纱帽”。而现在没发出“預报”,即使六万多人死亡,他还是“國家地震局长”,连对地震遇难者和国人说声“对不起,我们失职了”都不需要做。当年唐山地震所以没发出“預报”,也是担心一旦不准,唐山有开滦煤矿,一万多矿工不生产,会被扣上“破坏生产和安定局面”的政治罪名,在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气氛中,做出不准“預报”的官员可能遭整肃。当年唐山附近有47万人口的青龙县所以敢发出“預报”,无一人死亡,主要在于当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歧有勇气承担责任,他认为“47万人生命比我的乌纱帽重要”!
在汶川地震第二天的中國地震局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对地震局新闻发言人张晓东提问说,他们接到四川地震局职工七人的投诉表示,亲人在几天前就察觉到地震的迹象,但局里说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信息。但地震局发言人没有正面回答。这一切都说明,汶川地震所以没有“預报”,和政治有相当的关系。
对于唐山地震“漏報”,过去一直有人坚持调查,要揭出真相。張庆洲的调查报告,被國家地震局杯葛了五年,才得以出版。资深地震专家孙威写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书,至今无法出版。因为对唐山地震漏報,在中国仍是“禁区”,无法公开讨论,更别说追究责任。各种迹象显示,正因为当年唐山地震的教训没被吸取,才有了这次汶川地震没发出“預报”的悲剧。孙威的书名“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真是一语成真。如果这次中國地震局仍掩盖真相,用谎言欺骗世人,那么很可能还会有下一个“唐山”、“汶川”地震的漏報,届时不知还有多少生命损失。为了死者和生者,中国有良心的记者,应该去调查、揭露真相。中國政府更有责任调查这次汶川地震没有“預报”的原因,并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以告慰遇难者,更挽救未来可能的地震漏報受害者。
——写于2008年5月27日
原载:《观察》
附一: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預测——《亚洲週刊》独家专访中國地震局前研究员、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家耿庆國
耿庆國在四川震灾后痛哭,因为他早在四月底就預测今年五月至明年四月,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交界附近,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他的密件曾送给國家地震局,但却无人重视。学者认为,地震預测的资讯应当完全公开。
中國地震局前研究员、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副主审耿庆國等人,对四川大地震曾作出預测,文字报告於四月三十日密件发至國家地震局。
一批学者和网民纷纷要求國家地震局公开相关信息,耿庆國等人的密件目前在哪以及是怎么处置的?处置的理由何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五月一日实施。这标志着各级政府要迈向信息公开时代。根据《条例》规定,及时公布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是官方的责任和义务。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三十九小时后,六十七岁的耿庆國在北京接受亚洲週刊访问。他说,刚过去的几十小时内,他痛哭好几回,为汶川灾民忧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没能拯救人命而悲痛。这是毕生的遗憾。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抽泣而中断谈话,他说:“国内外的地震专家长期来都有一个说法,强地震、大地震是无法預测的。他们异口同声说,目前地震是不能預测,谁預测就是骗子,不能預测才是科学家。”
他说:“每年全球大小地震五百万次,其中小地震四百九十五万次,三级以上有感地震五万次。这有感地震中,有破坏性的五级以上地震八百次,其中,六级以上一百二十次,七级至七点九级十八次,达到八级的是一、二次。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强烈地震,越是特大地震,就越容易預测、容易預报。”
曾出版《中國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一书的耿庆國,早在二○○六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預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七级地震。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在中國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預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二○○八年五月至二○○九年四月的一年内,应注意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交界附近,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的預报,明确提出“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五月八日(前后十天以内)”。
耿庆國说:“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没有执行贯彻当年周恩来总理的‘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的准则,认真开展地震預测。他们放弃了,觉得地震不能預测,工作重点放在震后评估,这样还能拿到专项经费。中国现在的地震預测水平比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那年代,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下滑了。”
五月十五日上午,亚洲週刊电话拨往中國地震局,要求陈建民局长办公室回答关於耿庆國这次大地震預测有关问题,接电话者回答说,局长和其他负责人都不在局里,有关问题无法作答,香港传媒要采访总得有个程序。
五月二十日上午,亚洲週刊再次电话给地震局,地震局总机始终无法拨通,后转拨地震局值班室,值班室礼貌地请记者转拨地震局新闻处。新闻处阎先生听了采访要求,平和地回答说:“局领导人目前公务繁忙,拖后一些时间会安排记者采访,请你将采访要求和联系方法传真告诉我们,到时我们一定通知你。至於关於耿庆國的事情,不久我们会有相关信息发布。”
中國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李世辉,於汶川大地震当晚,即十一点五十二分在新浪博客上贴出文章称,在中国,一批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國地震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等,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一九七二年,地震工作者耿庆國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預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他預报了一九七五年海城地震,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这些成果触犯了地震界当权者的利益,耿被调出地震預报队伍”。
耿庆國的研究领域是从旱震关系开展大地震中期研究的,旱震关系尚无法针对短期临震預测。七三年起,他潜心研究短期气象要素指标问题,七五年撰写了第一篇有关论文,正式提出地震前三十天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的概念、特徵及其震例,对地震作出短期預测和临震預测。
耿庆國的地震探索在中國地震界处於非主流派。尽管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方法争议很多,但他始终坚持探索,问题的关键是,他的地震預测结果一而再,再而三证明是准确的。耿庆國师承着名地震学家傅承义教授,耿氏旱震理论是研究地震与气象的关系,他认为,在大地震的孕育过程中会有气象效应存在。如震前一至三年半往往是旱区,如果一年内震,那是小震,如果两三年内震,就极有可能是大震。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重视,周恩来多次听取他和地震科学家的汇报。
日前,國家地震局副局长修济刚说:“每次地震后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社会上有一些爱好者,也有一些是专家、科学家,他自己用某种方法常年做一些工作。但是这个意见应该报给有关地震工作部门,地震工作部门有一套工作程式,会研究他的意见、分析他的意见,根据综合的判定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有些个人最后认为他是有道理的,很坚持,只是根据他自己一些单向提法,专家集体很难作出这种判断。比如有的意见可以说的尺度很大,时间很长,范围很广,这种意见可能对长期的判断有参考价值,但真正有减灾效果的短期和临震預报,是无法参考这种意见的,因为政府作出这种决策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意见,而且預报有工作的程式和发布规定。”
國家地震局地震預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认为,地震預测是一个全球性的科学难题,它主要难在三方面: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地壳深部的不可入性;地震事件的小概率性。目前,还只能是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对某种类型的地震作出一定程度預报的可能。这次没有成功預报,非常愧疚。但要成功預报地震,还需要不断努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中國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也认为,对於有人说这次地震事先有預报,这事情已经注意到了,情况正在调查和进一步核实中。地震預报有一套地震預报发布规定,地震預报意见要经过评审之后进行发布,有一道程序,其实在这之前都是专家研究的意见,不是預测的意见。专家研究的意见有很多,包括国内外都有很多专家研究,它不是一种地震預报的意见。
五月二十日,中國地震局监测預报司副司长车时透过中國地震资讯网说,这次地震前,中國地震局没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預报意见。至於网上发布曾经有人提出过关於这次地震的預报意见的资讯,是不符合实际的。地震預报是公认的世界科学难题,中國地震局收到短临預报总体水平很低,准确的短临預报意见非常少。中國地震台网中心今年共收到二十六份,目前尚没有正确預报的短临預报意见。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震前的預测信息应当完全公开。在现代互联网时代,想隐瞒巨大灾难真相的人最终肯定会弄巧成拙;即使若干年后也会有人披露、追问、调查,甚至会问责。胡认为,应追查地震預测预警是否存在失职的问题。失职本来是一错,如今还要隐瞒、甚至对准确預测者进行诋毁,这是错上加错;不对失职进行反省,连承认失误的勇气都没有。
众网民质问地震局
众多网民在互联网上表示意见说:“不明白国家为什麽不重视耿庆國这样的地震科学家?害苦了无辜的老百姓!”“如果地震局的官员都像耿庆國这样一心为人民、不处处为自己的官帽着想、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的科学家的话,总理就不会整天这样劳累!”
耿庆國小档案
一九四一年生,北京人,满族。六五年八月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毕业,分配到地质部物探研究所,六八年任地质部物探所地震預报室技术负责人、北京管庄地震前兆預测台站首任台长。七零年起在北京地震队工作,八零年起在國家地震局分析預报中心从事預报应用研究,现任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預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科学顾问。
来源:《亚洲週刊》(记者:江迅)
附二:反对“主流科学家”的地震不可预測谬论,临震预測不是“伪科学”(作者:郭·泉)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龙门山地震带发生7.8级地震后,“主流科学家”中國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为國家地震局解脱没有預报的责任,他说:三大因素决定地震预測是世界难题,第一、地球的不可入性;第二、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
中國地震学“主流科学家”认为,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的預报,特别是临震預报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的共识。从这个角度看,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512四川龙门山地震带7.8级地震都是不能准确預报的。
但是,中國新民黨赈灾委员会的地震专家指出,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512四川龙门山地震带7.8级地震都被中国“非主流科学家”成功临震预測。
中国“非主流科学家”采取的预測理论是中西科技文化优势互补的预測理论。
512四川龙门山地震带7.8级地震被中国“非主流科学家”、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測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耿庆國先生在2008年4月26日预測,他在4月30日急报國家地震局等国家机关的文字报告中明确指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
但是,这一重大科研预測,没有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下面介绍一下,中国地震学方面杰出的“非主流科学家”耿庆國研究员的科研成果。
1966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专门请李四光和翁文波来谈话,说我请你们来是要你们做地震預报,这是我给你们的任务。周总理给了李四光和翁文波地震预測的任务。他们二人一直到临终前都在努力工作。李四光先生搞的是地质力学和地应力,他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搞法,翁文波院士搞的是信息预測,例如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翁文波的信息预測研究取得了很多预測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成果。
1970年1月5日1时0分34秒,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发生震级为7.7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0度强,震源深度为10公里,死亡15621人,为中国1949年以来继1954年长江大水后第二个死亡万人以上的重灾。震前,豕突犬吠,雀啼鱼惊,墙缝喷水,骡马伤人。
时任地质部物探研究所北京管庄地震前兆综合观测台技术台长的耿庆國先生当天上午抵达通海极震区后,即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总理凌晨作出的重要指示,周总理指示:“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測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
周总理问耿庆國先生:“耿庆國同志,你刚才讲,你们现在用10余种方法手段进行观测,到底有哪10余种手段,要一个一个地说给我听。”
耿庆國先生和其它同志一一做了具体汇报: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磁、形变电阻率、地电……
周总理说:“你们说有10余种方法,才说9种,动物为什么没有提到,是不是不重要?地震前动物是否有反应?动物观测不能取消。动物某一种器官比人灵敏,动物要研究。蚂蚁虽小,下雨天就知道要搬家。各种动物有各种反应,有的迟钝,有的不迟钝;不仅动物要研究,植物也要研究。……气象与地震有没有关系?天体的因素都要考虑。中国县志上也讲了一些现象,有些是有道理的,别国可能没有那么长的记载。”
此后,耿庆國先生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5年往往是旱区。旱区越大,干旱时间越长,相应的震级越高”的统计规律(公元512年~1879年中国大旱后2~3.5年,发生了7次7.5~8级大地震)。1972年耿庆國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預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國預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前数日,耿庆國等先生就预測到了,并立即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國家地震局分析預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电话。 “26日那天,國家地震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國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預报要慎重!”
就这样,唐山大地震在已经预測到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唐山人民,以至死亡24万之众。地震后,耿庆國、张闵厚等先生抱头痛哭。他们测出来了,却报不出来。
耿庆國先生在1980年代出版了专着《中國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这些成果触犯了地震界当权者、“主流科学家”的利益,耿庆國被调出預报队伍,去了地震报社。
2008年5月12日,听到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震,中国“非主流地震科学家”耿庆國研究员悲痛欲绝。2006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預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27日在中國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測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預报(文字报告于4月30日以密件形式发报中國地震局等国家机关)。
耿庆國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預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
作出这一预測的中国“非主流地震科学家”有耿庆國、汪成民、任振球、王迪兴、李世輝等。
让中国人民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中国的英雄!但是,却被埋没了!埋没他们的直接结果,是数万人被埋没在地震的废墟里!
“非主流科学家”在中国被埋没是中国科技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他们的很多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成果和学科在国内遭到了“主流科学家”、“主流学者”打击。
为天灾预測作出杰出理论和实际贡献的已故翁文波院士与为中国和世界解决粮食问题作出杰出贡献的袁隆平先生……由于尊重和出色地应用了东方科学思维,致使他们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翁文波院士天灾预測方法被攻击为“伪科学”。袁隆平先生当年在评选院士的问题上多次遭受到压制和中伤,要不是袁先生在国外取得引以自豪的成绩,再也压不住了,才最终授予了工程院院士。
而今更可恶的是“主流科学家、主流学者”们还将批“伪科学”的矛头集中指向汉字和中医。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分分合合,人民倍受战乱之苦,其中更是经历了几次文化大浩劫,然而中华民族在磨难中却巍然屹立。她吸纳百家文化,有容乃大,更加熠熠生辉。
一个民族能不能长存,一个国家能否长久保持独立,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基于文化之上的人民。两者缺一不可。
为恳请国家领导人重视“非主流科学家”、“非主流学者”,中国新民黨中央黨部呼吁国家有关方面立即停止以所谓“伪科学”对中国“非主流科学家”采取的中西科技文化优势互补的预測理论的漠视和打压,任命“非主流科学家”担任其相关行业的专业顾问。
现公布反对以所谓“伪科学”对中国“非主流科学家”的中西科技文化优势互补的预測理论进行漠视和打压政策的学者名单:
耿庆國: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測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李世輝:中國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李志超:中國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及天文与应用物理系教授
陳一文:中國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測专业委员会、中國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顾问
孙文鹏: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
刘易成:中國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刘定权: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杨雨霖:中國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
杜乐天: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
张治平:上海地震局地震观测技术所研究员
徐业林:中國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徐好民:中國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研
徐海亮:水利部减灾中心客座教授
张 哲:湖北省地质矿产调查所
徐道一:中國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高建國:中國地震局地质所教授
萧钦羡:中國科学院近代物理所高级工程师
王凤保:中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晓彤:中國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所副研究员
王伟勇: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七?四研究所研究员
王文光:中國专利局高级工程师
朱 震:中國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博士
朱建國:总参三部原副局长
任振球:中國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田淑贤:山东煤矿泰安机械厂高级工程师
庄寿强:中國矿业大学教授
于成全:原辽宁社会科学合作与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马凌环:清华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王达水: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衡阳车站
王延生:原辽宁省《湖滨工程报》和《海北科普报》主编
王金龙:河北省张家口卷烟厂
卢卫华:湖南省娄底冷水江市一中高中(中学高级)
文裕庚:中央台副研究馆员
孔祥林:中國普天首信集团工程师
尹育凌:中國农业大学副教授
石益祥:浙江海洋学院数学系副教授
田合禄:太原市新闻出版局主任
叶眺新:四川省《绵阳日报》社研究员
冯宝生:中國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所研究员,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副秘书长
匡调元: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吕应钟:台湾自然医学教育学会理事长,台湾南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吕嘉戈:北京羲黄文化研究中心所长
邱 浩: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邱 锋:中國老年学学会科学健身与长寿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刘长林:中國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刘东风:石家庄市热电一厂
刘月生:新疆医科大学教授
刘先志:成都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高工
刘明基: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管理部副经理
刘福芳: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汤学智:中國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庄一龙:上海市科技党校副教授
齐 新:《北方经济报》社主任
江正杰: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孙开泰:中國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孙振远:中國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牟重行:浙江椒江区气象台高工
纪 由:中國河洛易经学院易学教授
李升平: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李光福: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学院教授
李全起:北京创造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李纪兵:中國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南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法律诊所)执行主任
李伯淳: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杨少山:杭州市中医院国家级老中医
杨金城:贵州省六盘市水城二中高级教师
杨俭华:首都师大物理系教授
严谷良:國家发改委原副司长、高工
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苏云放: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基础教授
余传琮:武汉供电公司高级经济师
沉今川:中國地质大学教授
汪国风:天津画院教授
宋孔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教授
宋正海:中國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宋安群:原新疆石油地质调查处副研
辛立洲: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闵家胤:中國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 帆:深圳中航集团高级工程师
张 浩:中國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张 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以宽: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张进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副主编
张伟荣:中國船舶工业七?八研究所研究员
张宝印: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张启斌:河北张家口卷烟厂基层干部
张建军:河北省邯郸县粮食局
张培林: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副院长
张崇安:山西省煤炭地质公司高级工程师
陈 帆:湖北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
陈 宽: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陈亚平:北京画院资深专业画家
陈先德:中船重工集团公司七?五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陈其翔:北京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
邸振兴:國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國农村能源协会原组织部长、高级工程师
邵传贤:《新知客》杂志编辑、文字统筹
邵邻相: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苗玉章:中國农业大学教授
苒 丰:煤炭科学研究院上海分院研究员
武月萍:河南中医学院讲师
武茂灿:山东煤矿泰安机械厂高工
欧阳首承:成都资讯工程学院教授、(美国)世界广义系统研究所研究员
周文斌:《光明日报》原科技部主任、高级记者
周吉善: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周光华:山东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周勤勤: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编审
季 灏:上海东方电磁波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孟运余:中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
胡祖尧:中國兵器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原总设计师、高级工程师
柏青山:吉林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
南文政:《中國水利报》主任记者
荣葵一:武汉理工大学高工、教授
段文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姚春鹏: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袁 立:北大资源学院副教授
贾 谦:中國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徐钦琦:中國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研究员
徐德江:北京國际汉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钱书森:中國康复研究中心研究员
殷 杰:华夏意象文化艺术书院院长、教授
郭上同:中國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副研
黄 拓: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研究生
黄友直:《发明与创新》杂志社原主编兼社长
梅开丰:江西省南城县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江西名中医
萧启宏:东方文星汉字研究所所长
程崇仁:江西财经学院副教授
章健雄: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高工
商宏宽:地震出版社编审
彭 贤: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
蒋春暄:航天工业总公司二院4部高工
韩行高: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高工
徐朝阳:北京亘原生新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硕士
陈松鹤: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
傅玉玲:华夏意象文化艺术书院副教授
傅伟敏: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傅景华:中國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郭铁峰:吉林大学副教授、工学博士
高懿德:曲阜师大教授、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郭 泉: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法学硕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
延伸阅读:
1Study Warned of China Quake Risk Nearly a Year Ago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2張庆洲《唐山警示錄》(全文)
[注:名单中部分签名者亦有争议性,参见方舟子博客:http://www.bullog.cn/blogs/fangzhouzi/archives/2135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