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亮点网 时间:2019/12/14 07:21:15
——三评易中天先生的非辨证唯物史观
李山风
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失败原因是强大的腐败官僚的阻挠和破坏。
社会改革就是一场社会科学的实验,不容许失败就没有将来的成功。正如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知道,自然科学上的许多创造发明都是经过无数次失败而最后成功的,社会制度改革的成功也应该容许有改革,失败;再改革,再失败;再改革,直至成功的过程。
事实告诉了我们,王安石变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再改革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从总体上说,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是被否定的,但对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
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这几项新法之所以得到较多的肯定,是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多被后世陆续延行分不开。
王夫之说“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哲、徽之季,奸臣进绍述之说,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至于后世,人知其为虐,无复有言之者矣!其元佑废之不能废,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经义也,保甲也;有名异而实同者,免役也,保马也。”
颜元则说:王安石“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戌、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
蒋士铨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诗中也说:“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思量。”
周良霄也说“王安石新法,凡是为后世所沿行的,它便是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为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所必需的。它是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并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一基本规律的必然,同时又是前此有关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明人于慎行说:“募役之法,即今之均徭,保甲之法,即今之坊保,保马之法即今之种马,均税之法,即今之税粮,行之数百年未见其弊。而以经义论策代词赋之法乃选士之良规,永为后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二、20世纪初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议一改数百年之否定而为肯定,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着20世纪前50年的“社会气候”。
梁启超等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学界的一种共识。
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次印行后迄今有约10种版本行世,如前所述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一直以否定性评议为主流,直到梁启超的《王荆公》才改变南宋初以来的这种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当梁启超奋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之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今当千载而后,内忧外患,恐更甚于安石执政之时”。“吾人今日所处之环境,实类似当时”。 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自然会与梁启超等人主张通过变法改良以图中国强大的思想联系起来,因而梁启超等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学界的一种共识。
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如变法的时代背景、动机、指导思想、代表的阶级,诸项新法的利弊,反变法派与变法派的斗争,变法的社会效果及意义,变法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等,但是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遵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多有吻合之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虽然研究者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实施及作用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在肯定王安石的“权制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上则是绝对的一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解释“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孙中山把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下,土地和大企业为少数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极端悬殊的现象,称为“文明的恶果”,为了避免这种恶果,他提出了土地和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的主张。并提出实现均富方法的四个方面,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外还包括振兴实业、普及教育。
刘峙就在为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的序言中说“介甫新政,大抵愤于有宋之积弱不振,锐意富强,其论理财,深致痛于兼并之豪右,以谓‘有财而莫理,则闾巷阡陌之人,皆得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虽欲食蔬衣敝,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犹不可得。’其说与近世西人所谓‘社会主义’及先总理‘企业国营’之主张,实有同契”。
有研究者把王安石的理财理论归纳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民经济。而薛以祥《王安石政策之研究》则直截了当地说“今日国父袭历史之思想,规抚世界之潮流,创为伟大的民生主义,实与王安石之思想,不无影响”。
四、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其训政寻找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倡导研究王安石变法,这种官方的提倡和肯定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价值取向。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后,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其中训政时期19年。“训政,在国民党的政治制度中起着主导的支配作用,规定了当时统治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大致从30年代初推行训政伊始,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保卫团办法,其后在地方推行以重建保甲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地方自治,因而王安石变法的保甲法受到重视,如当时出版的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叶木青《中国保甲制度之发展与运用》都辟有专章节讨论,并给以高度评价。
1935年蒋介石致电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令其对王安石遗规作一深切研究,并作庐山训练(宪政人员)教材之一”。翌年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召各省县长、公安局长,聚之都城,讲习县市行政,赍资商请河南省政府重印《王安石政略》”。其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大约一直受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当然研究者并不仅限于此。如30年代提倡统制经济,便有《王安石的新法与统制经济》与之相呼应。
为了反对师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而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作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
4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新政,于是又有人说“宋朝王安石倡行的新法,虽已属陈迹故事,然考其法,均切时弊,类多美善,我国近年来的新政,大概脱胎于彼。且鉴古可以知今,我们加以探赜之后,可以明了当时新法施行的情形和失败的原因,以作现在施政的殷鉴,谅也不无补益,实有究讨的价值”。
这种官方对王安石变法的肯定流风甚至影响到美国政要,据1944年6月21日贵阳中央日报所载,迪化18日电:“今日抵迪之美副总统华莱士……接见王主任世杰,罗监察使家伦。据王氏语记者称:华莱士副总统于谈话中,曾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华莱士先生似乎隐约感觉着王安石之行新法与他和罗斯福总统之行新政,有了精神的契合,他赞扬王安石,不啻于异国、异代求知己、找同志。”
五、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最大。
柯昌颐在“评议安石之今昔观”中引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之后说:“是故今日为安石白沈冤,诚亦环境有以支配之使不得不然。”
胡适所言的社会主义,实际即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东渐的诸多西学中是较晚进的一种,但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猛传播,为其他西学所不及。“在新文化运动晚期,马克思主义尚且只是获得了少数的皈依者,到了20年代末,短短几年间,它就一跃成为中国思想界中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作为历史事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如使用“商品经济”、“商业资本”、“阶级关系”和“封建制度”等经济学和社会学术语,试图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同时亦较多注意到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前后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法失败的诸多原因的分析较为深广。
20世纪后半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继承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肯定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做法的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初步建立了财产公平分配,社会平等的新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最高理想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乎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因而建国之初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城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由私有制改变成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形式,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通过打击、镇压和改造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称不劳而获的阶级和建立防止贫富两极化的均富机制,实现社会平等。
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如同二三十年代一样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甚至把是否坚持“摧抑兼并”看作是熙宁与元丰以后变法性质变化的路标,并以此衡量变法的进步与倒退。
(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期的肯定又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1、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虽然漫长,但在它的后期也产生了瓦解封建社会的新因素一一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商品经济是否发展或发达,是否促进商品经济,就成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程度和检验封建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学术思想是否进步的试金石。
有一种意见认为,王安石变法‘企图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纳入商品、货币的轨道上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为商业活动排除一些障碍’,‘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2、20世纪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恩格斯在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文版所作序言中就说过:“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的方法首先考虑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代表了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广泛利益,同时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等顽固反动势力的利益,他们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前进,这是对南宋初以后司马光的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
3、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的方法,被引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被划入唯物主义哲学范围受到全面的肯定。
“千年以来,在封建的正统思想的压制下,王安石的‘新学’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而资产阶级学者则非历史主义地把王安石思想又作了各种歪曲,今天应该把这个千年‘未发之复’,梳理清楚”,而司马光及程朱理学作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受到批判和否定。”
六、改革开放的社会变化,使辨证唯物史观受到挑战
进入8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不仅有专文对“人民群众是王安石变法成败的决定因素”、“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决定因素”两个“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商榷,而且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去寻找。
这个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虽然与此前30年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社会气候的大局,仍然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唯物史观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这一时期出现的肯定和否定意见均未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讨论的大范围,只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价值标准的不同取舍产生的不同认识而已。而且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见在20世纪后20年的评议中所占的比重仍大于否定性意见。
易中天先生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就是“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去寻找”失败的原因。
易中天先生在《史可为鉴:王安石变法反而助长贪官污吏的腐败》中说:
“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宋神宗和王安石不但未能挽回王朝的颓势,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我们知道: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思想。
历史上,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往往是大官僚和大商人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而赞成王安石变法的又都是中、小地主及代表广大贫、雇农利益的知识分子,不认识这一点,去谈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和影响,只不过是隔靴挠痒。
今天,中国的社会又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有资料披露:
“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几年前就有披露:中国大陆银行体系总计8940亿美元存款中的80%,集中由20%的存户持有。”,
“《世界商业评论》:绝大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还有官倒、走私,乱罚款私分,出卖裁判权……”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0%——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再发展必须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中国今天的“两极分化”就是当代的“豪强兼并”现象。
今天研究王安石变法就是要从历史变法的经验教训中,更好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