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政治迷信是中国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雷解颐读《权力的黑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亮点网 时间:2019/11/17 11:17:50
封建政治迷信是中国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雷解颐读《权力的黑光》川流不息 @ 2009-02-07 10:02
传统政治与“理势之争”
读 《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

雷颐

细雨秋灯下读王子今兄所著《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心情格外沉重,这重,来自该书的谨严、凝重和犀利,来自对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反思;更来自对千百年来许许多多在“道统”、“政统”间依违两难,最终“以身殉道“的士大夫们悲剧命运的感怀。

诚如作者所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泛政治主义”,治史是“帝王家谱”,是为统治者“资治”,为文的目的在于“载道”。“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饥,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第6页)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作者对“后羿射日”神话的新解,亦论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据《淮南子·本经训》言:“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于是尧乃使乔“上射十日”,而“万民皆喜”。“日”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圣王在上则日光明,五色而备”,(《太平御览》卷三引《易传》)“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韩非子·难四》)。孔子也明确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曾子问》)“从这一角度出发,则可以理解‘羿射九日’的神话,其实是政治权力演化至于独尊、独断形态的历史阶段的见证,”(第7页)

任何一种权力之所以能长期维系,除了社会的、经济的物质原因外,还必须有心理的、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支持。“君权独尊”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正得益于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权力的迷信”或“迷信的权力”。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专司占吉卜凶的“巫”是社会演进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唯一专业化的阶级,也是最早分化出来的脑力劳动者阶层,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生及政治生活的最初出现,因此往往身兼二任,成为最早的政治活动家,所谓“生为上公,死为贵神”是也。在人类历史的意年,巫者为王及王者行巫,是种尊遍现象,“然而像中国这样,由巫师最初推动的金车载着披着神秘主义外衣的政治权力持续行进数千年之久,则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特例。”(第28页)之所以如此,源于中国哲学/文化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这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使周代卜筮用书《易》,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易》被视为万古不变的“经”,既是一种提供“合法性”的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种指导政治权略的政治实践著作。“《易》学作为巫卜参政或中国政治富于鬼神气息的象征,在官学、私学中受到普遍尊崇,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以突出其神秘性的手段放大其权威性的非凡的成功。”(第29页)

中国历代帝王都把祭祀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大政,所谓“帝王之事奥重于祀”。直到冶世纪初年,袁世凯恢复帝制仍要到天坛“祭天”,以取得合法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分十三年》),戎是实力,祀在于取得“合法性”,否则“师出无名”乃“不义之师”,因此“相”在“戎”先。甚至连秦始皇这样笃信赤裸暴力的帝王对此也不敢稍有怠慢,面要奔走于东西各祭扫圣地之间。这种祭相仪式,给中国帝王之权笼罩上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与中国相反,欧洲中世纪,王权,小于“教权”,封建君灭头上的王冠要经教皇,加冕”才具合法性。其神秘性和权威性,自然远逊于直接“奉天承运”、称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便很难出现欧洲封建社会的“教权”与“王权”相争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君权独大,笼盖一切。

不过,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毕竟还有一种对无道的暴君进行匡正的理论,尽管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匡正”。这便是长期形成的一种“道统”。从历史的主流来看,独立于“政统”的“道统“始终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便是“道统”的唯一承载者。

所谓“道统”,是儒家的一套道德理想。这一道德理想体系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便是“天下为公”的“仁政”。凡不符合“仁政”标准者,便是“无道”。而“士”则有卫道、行道的责任、义务,进一步说,是一种无法推卸的使命、天职。以“道”自任的精神情怀,在孔子时代出现且形成一种传之千古的理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艾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一言以蔽之,便是“士志于道”要超越个人利益而对社会有一种深切的关怀。然而现实政治与精神理想的差距毕竟过大,“道统”与“政统”间常有一种强烈的“张力”,甚至会演化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孟子很明显地感觉到了这种矛盾。希望“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并明确提出“道”不屈于“势”、乃至尊于“势”的观点:“古之贤王好善面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但现实却完全相反,始终是“势”尊于“道”,故孟子又十分悲壮地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以身殉道、以德抗位,铸就了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风骨和灵魂。明儒吕坤对孟子的理论又作了进一步提升:“故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草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下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侍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情窃之禁,此懈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全集》)鼓舞以道自任的“士”以“圣人之权”来与“帝王之权”相抗衡。

当然,这种道德理想和人格修养只有极少数“真士“才能做到,绝大多数土人都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科举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经学水平与政治能力同等看待(有时甚至更重经学水平),起码从形式上体现了“政统”与“道统”的合一,成功地将“士”整合到统治机器之中,成为统治体中的一员。即使“天下无道”,多数士子选择的仍是“隐”,是一种独善其身的“洁身自好”。能真正“以身殉道”,以“道”抗“势”者,相对来说少而又少。但正是这少而又少、敢以身家性命“卫道”的“真士”,以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以“三
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无私无畏精神,孤独地构造、凝铸了中国知识阶层、乃至中华民族的品格和魂灵。正是这种品格魂灵,才使这古老的民族历经一次又一次磨难却一次又一次再生……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专业化的需求及科举制废除,终于使以载道为己任的“士”阶层完全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知识分子。尽管新式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之间从思想到行为有诸多不同,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切社会关怀,那种“以身殉道”的磅礴气概,却是应当发扬光大的。知识者精神的萎缩麻木,将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麻木。[东方文化双月刊,1998,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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