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农民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亮点网 时间:2019/11/13 18:22:56
杨连宁:农民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文章提交者:杨连宁 加帖在 原创评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杨连宁:(题)农民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震耳欲聋——乌烟瘴气——遍地狼藉”,是中国人用炮仗过年的三部曲。这是我们在驱魔、祛邪,其实是一种巫术,一种低劣的宗教行为,跟我们烧给亡灵纸钱一样。每年鞭炮喧天,都有鸡犬被惊吓而死。如此大鸣大放,对于生态环境,你不觉得是场劫难?反正,我会祈祷次日清晨鸟儿重展歌喉,庆幸它们劫后余生——极富耐受性的中国人,一年一度点燃炸药宣泄一下,令我联想到历史上间歇性喷发的农民暴动。

    今日中国农民,以离乡背井、妻离子散为代价进城打工,其中意义你可能悟不出。说句极端的话,其历史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就是说,这是个自中国人进入农耕文明数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变局?农民自己消灭自己的变局!什么叫自己消灭自己?就是进城农民摇身一变,不再是农民了。你可能知道,现代社会有农场主,有农业工人,就是没有农民。为什么?因为土地资本化了,农业工业化了,农村城镇化了,社会职业化了,农民早已变为市场上的人力资源了,哪里还有原来的农民?假设没有工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妻离子散、离乡背井的农民也变,只是绝不会变为工人,注定会变为流民;而失去土地的流民,两千年来一直是“威力强大的火药桶”。这个“巨大的过剩人口的瓦砾堆,极易被暴乱的火星所点燃。”(摩尔语)假设没有资本对人力资源的吸纳,因水旱天灾流离失所的灾民也进城,不过不是去打工,而是去劫掠。流民一旦“拉杆子起义”,被网罗去“吃兵饷”,天灾就会转化为人祸。什么叫农民暴动的周期发作?这就是。

    通常意义上的农民是什么?是阿Q栖身的土谷祠里的土地爷,是孙悟空每到一地先念祈符请出来打听一番的那个土地神。什么意思?即农民因身家性命全部系于土地,不能抽身,没有自由,沦为土地的附庸。土地是农民谋生的唯一资源,被吸附地上的农民只得守土重迁、原地繁衍,遂使家庭宗族的血缘裙带代代扩展,编织出他们安身立命又织网自缚的蛛网。既因天灾,也因人祸,甭管什么原因,反正一旦失去土地,他们就成了没有财产的光棍。娶不起老婆,没有了家庭宗族的荫蔽,也就没有了人生舞台。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农民,一旦没了家庭,试想,他的日子还怎么过?再试想,以往“离乡背井、妻离子散”的农民能像今天这样外出打工、年没过完就竞相离家?离开工商业资本,流民除了拼死一搏,还能有什么选择?对于他们的破釜沉舟、鱼死网破,我们还有什么意外?

    所以,爆发农民革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中缺少工商业资产阶级,缺少他们领导的商业经济革命。”(摩尔语)今日中国能远离农民革命,原因也是同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今天有了资本主义。弄清了这个道理,我们再反省历史,才知道自己怎样铸就大错,怎样策动农民暴动,并错把它当成历史动力,当成“三个代表”。翻检革命党纲,误读、误判比比皆是。譬如,中国社会一切痛苦的根源,列宁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毛泽东却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说“主要是国际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列宁指出农民阶级的没落性、反动性,是指它对于“历史的主角——资产阶级”来说,是个“垂死悲鸣的阶级。”(摩尔语)毛泽东却美化和恭维“贫农最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翻阅毛的著述,革命成了个不容质疑、不由分说的大前提,非革不可,不革不行。谁怀疑谁反动,谁反对先革谁。同属亚洲,这种大前提在印度、在日本,根本就不存在。从一个最可疑的前提,不难推出最荒谬的结论。为要策动革命,就要找“最有战斗力”的阶级。谁对社会最不负责?谁对社会最具破坏力?当然是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日本明治政府的政策,是促使农村经济向市场开放,“利用农民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而中国革命党却利用农民打头炮,“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易主当翻身解放。

    其实,农民只有靠资本主义才能得救。怎么救?救离土地,“不再琢磨如何利用土地来维生,而是把它看作是资本投资的一种途径”(摩尔语)。土地只是一种资本?对。还有多种资本,背井离乡也成了一种资本:人力资本。劳力自由流动摆脱了土地束缚,能摆脱土地束缚是因为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计与财产。离乡背井和妻离子散,既摆脱土地,又摆脱家族人身依附。作为自食其力的自由人,不但成了独立民事责任的利益主体,还能孕育出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个人主义。终于,由于挣脱了宗法关系对个人的奴役,一个个农民消灭了,一个个职业市民诞生了。

    孙悟空强龙不压地头蛇,求助土地神干什么?就是要打听亲缘宗法关系。古今朝廷派往地方的县太爷,也要拜土地爷——当地豪族大户,就像我当工作队长下去搞社教,也得先学孙悟空,先得弄清副书记和公安局长是亲家,组织部长是县长的内弟,等等,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土著、世居、联姻,不但令中国人种退化,还令个人价值退化:出人头地是为了光宗耀祖,置地建房是为了血缘家族。

    人身依附扩展开来,同族、同乡、同学、同行、同事、同单位都实行内亲外疏的同心圆。小沈阳跪拜赵本山,不是学艺是拜家长。房祖名跟着成龙、江青跟着毛泽东闪亮登场,那叫封妻荫子。商界的子承父业与政界的子接父班是裙带风,新任领袖感恩让位领袖,那是公权的私相授受。所有这些人身依附,都是乡土宗法对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法则的抗拒,就像甘地试图以村社、毛泽东试图以公社挽救农民一样,终将归于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相对于“先进生产力、先进阶级、先进文化”的资本主义而言,他们都在开历史的倒车。

    但甘地和国大党的非暴力原则与毛泽东暴力原则的区别,还是令两国分道扬镳。农民众多的印度,避免了农民革命的灾难,中国却掉进火坑。甘地认为“农民运动和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两样。”(1938年语)他这么说,是因为他明白:“当小农经济陷入困境之际,美化农民是一种反动的症兆。”(摩尔语)毛泽东则相反,他否认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盛赞“好得很”。甘地反对公有化的暴力运动,毛泽东力推暴力公有化。印度一度(1955年)也宣布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印由此热络过两年。为什么凉的也快?因为很快,连印共都宣布不搞社会主义了。

    忍辱负重的老实农民怎么会暴动?因为他们的诉求不能和平达致。为什么不能?因为太过理想、太过幼稚、太过一厢情愿。天性保守的中国农民怎么会不切实际?他们的最大诉求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的政治理想千年一贯,说出来你不会惊诧:他们要重新分配土地。正如法国大革命时,“要求财产的平均分配是贫困农民的最高要求。”平均分配土地”,是“均贫富、等贵贱”的历代农民的白日梦。从经济演进方式上说,这是要重返或巩固小农经济,是抵抗资本主义。从产权变革上说,这种激进的平均主义,必然消灭土地私有制,必然通向财产上的共产主义。史实是,法国农民当年落空的黄粱一梦,中国农民靠暴力革命又重做了一回。梦碎得快,血流的也多——凡有地有财产的中国人,除了逃离大陆的,都被没地没财产的同胞劫掠和虐待了30年。同室操戈,就为土地?

    网友朱鲁子回山东老家省亲,痛感村民直选是“瞎折腾”的“无聊游戏”:富人贿选或强人控选轻而易举,村民哪能表达自由意志?也是。对于未摆脱家族化人身依附与村社宗法关系的农民,民主选举太过奢侈。为什么?利益主体不独立、不明晰,利益诉求不确定、不细化,选票就不如钞票实惠。就像秋菊,打官司打出个意外,离了村长,难产时谁送她?满月酒谁来喝?网友断言中国若直选主席,能选出个对外大搞民族主义,对内大搞平均主义的主儿,你信不?我愕然,又得承认:很有可能。

    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堪称革命发生学名著。他开宗明义地总结世界史:“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他横向剖析、比较了英、法、美、德、日、中、印各国,归纳出迈向现代民主的3条道路。尽管这7国家家握玉、人人抱珠地各显神通,但人算不如天算,全都难倒在农民问题面前——这3条道路都吊诡地交汇在农民身上。横亘在现代化半路上的农民问题,任谁也绕不过去。最终,7国或拆除或绕开、或引爆或浇灭这个火药筒,才蹚出了各自道路。

    简要说来,这7国的命运分别是:“作为工业革命一部分的圈地运动,已把农民问题从英国政治中排除掉了。英国没有因积留大量农民而导致像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反动结局,也消除了俄国和中国那种农民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迥然不同的原因,美国也幸免于农民灾难。法国则未能避开这个问题”。成也农民,败也农民,7国演化出3条道路:英美的资产阶级革命通向西方式民主,德日的保守革命通向法西斯,中俄的农民革命通向共产主义。

    被农民革命替换了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人的历史性错误。资产阶级革命会结出“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硕果,而农民革命不过是“力求恢复本质上大同小异的社会秩序”——“这全部流血和暴力到底为民主制度做出了哪些可以看得见的贡献呢?”摩尔认为,在中国,农民往往是为重振某个盛世王朝而斗争。史实是,我们虚构出原始社会曾有公有制,构建了人民公社,踏进了农业共产主义的五七道路,重新编织了取消个人自由的人身依附网:财产充公,合家吃大食堂,老头进黄忠队,老婆进佘太君队,男人进罗成队,妇女进穆桂英队,孩子们进快乐园,老弱病残进幸福院。流民倒是没有了,人身自由也没有了。进城搞副业、外出乞讨还得开介绍信。资本主义尾巴割干净后,“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一家人喝大锅清水汤”的事都有,被俄国人耻笑也难免——农民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变得比革命前还穷。

    想退出或绕开资本主义的农民革命必败。纵观革命历史纲领,我们通篇都在杜撰跨过、避开和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必然性,通篇都充满着走捷径、抄近道的小聪明,通篇都是绕开地狱、直达天堂的轻诺,通篇都是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心态。当然了,这30年重返“初级阶段”,后起直追地恶补资本主义的课,我们仍有“落后的优越性”(维布仑语),即后发优势可依恃。依恃什么?依恃前车之辙。“地上本没有路”,7国披荆斩棘走出3条路,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辙印,亦步亦趋不难。若路上再次踩爆革命的地雷,中国贻笑世人的,就不仅是良知,还会是智商。

    3条路其实还是2条:革命论产生激进型社会,渐进论产生保守性社会。别再自信满满地以为自己在探新路,也别再听大忽悠们瞎指路。摩尔说过:“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以人民暴力扫清封建障碍来实现现代化,这纯属胡说。德国和日本的历史便是证明。”——静待农民不再是农民,变成维护人身自由和切身利益的市民阶层时,中国才可跨越半路上的火药桶,与现代社会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