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恐怖主义的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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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恐怖主义的异变(转载)
《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六期
作者: 林子明
研究恐怖主义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一般这些著作都会提到恐怖主义根源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过去与现状,第一代恐怖主义在哪里产生等等。关于最后一个问题,较普遍的看法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民意党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1980年美国《警官》杂志的《恐怖主义史》一文指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恐怖主义”这个词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即在雅各宾派执政后期(1793年5月~1794年7月),一年时间里有一万七千人被断头机斩首,三十万人被捕,恐怖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因此热月党称雅各宾派为“恐怖主义者”。但《恐怖主义史》认为,真正带组织性质的恐怖行为的是雅各宾专政被推翻“七十五年以后,俄国的革命恐怖分子又重操此业……”文中重点提到了民粹派(民意党前身)的活动家巴枯宁,并指出:“在许多方面,巴枯宁堪称是现代恐怖分子的鼻祖。”〔1〕 当代许多学术著作也持相同观点:“在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正式进入西方政治词汇表约一百年之后,第一个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民意党’笼罩于俄国大地,并为患达四十年之久……虽然民意党在当时的俄国无甚作为,但其在政治暴力活动中所采用的策略和手段,以及在‘恐怖文化’的培育等方面,却为后世的反政府、反权威的恐怖主义组织所继承和效法。”近代史上四次重大的恐怖主义浪潮,第一波发源地是俄国……随后十年……席卷到巴尔干地区”〔2〕。 “1878年一小群俄国立宪党人建立的民意党,为了反对沙皇的统治,奉行了‘以行动作宣传’的信条。对民意党来说,‘以行动作宣传’含义就是选择作为专制独裁体现者的特定个人作为攻击目标。他们认为,沙皇、皇室主要成员以及政府高官等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性价值。在这个团体中有一个内在的集体信念,即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应流一滴多余的血。然而尽管他们极其小心和精心地选择目标,却依然会遗憾地伤及无辜。”〔3〕
由此可见,民意党是第一代恐怖组织已成定论。但有疑问,历史上怎有如此奇怪的恐怖主义?“不应流一滴多余的血”、“极其小心和精心地选择目标”对恐怖分子来说不是挺麻烦的吗? 其实,只要熟悉近代史(含文化史),就会注意到,一百多年来,恐怖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恐怖实非彼恐怖。
高尔基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窈窕的》,说的是西伯利亚一个小村庄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情节,一对老婆婆和老大爷每年到一个坟上去哭,哀悼原先住在他们家的一个女孩。女孩是从内地流放到西伯利亚来的,病死在这里。她属于民意党——革命民粹派的组织。按现代西方学者的分类:民意党“在许多方面,堪称是现代恐怖分子的鼻祖”。
老太婆怎么会为“恐怖主义”而哭?
有一幅很著名的画,叫作《晚会》。它是苏联画家马科夫斯基根据著名科学家尼古拉·莫罗佐夫的回忆创作的。画中的内容是,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其中还有一个俄国军官)或坐或站,在全神贯注地听一位年轻的姑娘唱歌。
莫罗佐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是一个大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参加了民意党的军事组织,1881年因参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被单身囚禁了二十五年。十月革命后,由于他在化学和天文学上的杰出贡献,于1932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享年九十二岁而殁。莫罗佐夫晚年常回忆自己怎么走上了革命道路……
那是遥远的过去。1874年,二十岁的他第一次随同学去参加革命者的秘密集会。一个梳着褐色辫子的姑娘将他们接了进去,她紧紧地握了一下他们的手,但却未通报姓名。屋里的年轻人也一样,谁也没问他们姓什么。大家谈到了沙皇欺骗性的所谓农奴解放与改革,谈到了政治形势,谈到了未来,集会上一个年轻姑娘留在了莫罗佐夫一生的记忆中:
她走到钢琴边,先弹了一个急速的过门,忽然用一种奇幻的、有力的低音唱了起来。在剧院里也没听到这种歌声……歌词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当时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唱得不只是美丽,而且是神奇了。这个美丽的歌手的脸上的每一个线条,她唱出的每一个音调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和灵感。在她唱歌的时候,她简直是崇高的美的化身…… 她一支歌跟着一支唱下去。我记得有“拉辛的峭壁”和死在西伯利亚苦役中的诗人米哈依洛夫的“最后的告别”。年轻歌手唱道:
即使在压制迫害中,
我的心灵里
也神圣地保留着
对青年一代的善良的信仰。
她对直看着一个青年人,用热情高吭的调子唱出了最后几节:
一旦严酷的时刻来临,
睡梦的人民起来——
在那为自由而战的大军中,
有我们身列行伍!〔4〕
当莫罗佐夫随最后的几个客人走到街上时,由于无法压制住内心的激动,以致“怎样回到家里的,都已经记不清了”。
这是革命民粹派的集会。唱歌的姑娘属于民意党〔5〕。“第一代恐怖分子”光彩照人!
画家马科夫斯基和当时的许多画家一样,被莫罗佐夫叙述的情节感动了。于是他创作了《晚会》这幅画。这幅画的中心人物是作为纯洁和信仰的象征的唱歌的女郎。前苏联刊物评述道:“《晚会》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青年的集会。不仅环境、衣着、人物类型,而且情调都传达得多么准确!这里既有浪漫气息和高尚的精神,也有斗争的艰巨和对信念的执着!”〔6〕
据推测,《晚会》中那位女郎的原型是苏菲娅·彼罗夫斯卡亚。她是彼得堡总督(陆军上将)之女,民意党的领导人之一,1881年因组织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判绞刑。临刑前,许多社会名流如列夫·托尔斯泰及哲学家索罗维约夫等都曾上书给亚历山大三世呈请宽恕,托尔斯泰并说他从此一生都拥护现制度,只要皇上能够宽恕苏菲娅:“我这个不肖的臣民宁愿做您的犬马、您的奴隶。”〔7〕但这些请求都无用,苏菲娅仍然被处死了。苏联刊物曾这样评述苏菲娅:“她是那些曾经探索、苦恼,而且在无益地寻觅那能使人民幸福的真正道路上毁灭了的女性中的一个。”并说:“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找到了这条道路,因为它具有改造生活的科学纲领。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些有着高尚的愿望的无畏而美丽的人。”〔8〕
那个时代的“恐怖分子”闪耀着何等人性的光辉!
像苏菲娅,她本该以公爵小姐的形象出现在宫廷舞会上,为什么要成为“无益地寻觅那能使人民幸福的真正道路上毁灭了的女性中的一个”?像莫罗佐夫,要发财可以经商,要升官可以从政、从军,要当学者可以上大学(他倒是上过大学)。他为什么愿一生把“牢底坐穿”?
民意党的事迹曾使一个日本人掉泪。此人叫明石元二郎,陆军中校,1902年至1907年为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他有“光明的前半生”和“黑暗的后半生”。前半生,他竭尽全力(不但花光了日本政府的大额资金,还将自己弄得囊空如洗)资助俄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后受到日本政府的训戒〔9〕。而当日本政府召回他时,他一度想抗命留在俄国,放弃日本籍,当一名流亡者,加入到俄国革命中去〔10〕。后半生,他的职务越升越高:少将、中将、上将;师长、陆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宪兵司令、台湾总督,成了罪恶的殖民主义者。但在任台湾总督病重期间(他担任一年台湾总督后因病去世),他又回光返照,不时念叨年轻时的俄国往事,不时呓语他的“俄国伙伴们”。临终前,他最后问的居然是“俄国的革命怎样了?”〔11〕
此人在前苏联史籍中无声无息,但西方至今仍有史家研究他。1982年,西方一部近代史系列记录片(资料片)在中国上映,里面有他与列宁会谈的画面。而关于明石1904年和列宁在瑞士会谈一事,日本传记作家杉森久英在《神秘的驻外武官》一书中有长段的描写,大意是这样:明石提议资助俄国革命,列宁拒绝接受。明石说希望不要将他看作是一个日本军人,而要将他看作是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外国留学生,等等〔12〕。
明石初进俄国时,只是个负有谍报使命的军官。日本政府授予他扰乱俄国后方的使命,必要时可与俄国革命组织接触,资助它们。明石开始接触革命党时是个冷酷、精明的角色,丝毫不带感情色彩。可是一旦他潜心学习俄国历史文化,了解的俄国革命史越多,就渐渐陷入了困惑:“俄国的恐怖分子以知识阶层居多。压迫中的直接受害者农民没有成为恐怖分子,而知识阶层和大学生却成了恐怖分子,这是怎么回事?”〔13〕他不断地问认识的俄国人这一类问题。
他听到的是一个长故事:原来俄国革命的第一代先行者是十二月党人,民意党这些人算第二代,他们是将十二月党人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十二月党人原是进驻巴黎的俄国占领军军官。当年俄罗斯帝国率领欧洲盟军击败了拿破仑军队,占领法国后,“这些贵族军官下马与法国民众接触,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被他们击败的法国革命,原来有如此高尚的道德理想?于是成群结队,纷纷去卢梭隐居地——爱维尔弗农山庄,在那里自愿接受法国革命的精神洗礼”。这些人回到俄罗斯不久即发起十二月党人起义,贵族军官在事变的纲领中还提出了明确的平民要求,以致于俄国人评价说 :“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未见过当今老爷们造反,却为的是——要做鞋匠!”〔14〕他还听到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故事,这些名媛贵妇在丈夫前往西伯利亚后,毅然放弃荣华富贵,动身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使得至今托波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郊外衰草荒丘间,尚埋有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忠骨。
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的岁月,农民生活更加困苦,社会上不良风气盛行,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被迫退出社会活动以后,我们社会的一般水平就下降了。”但到了1874年,俄国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民粹运动。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换上农民的服装,“走向民间”,与农民同劳动、同生活。他们一方面传播知识、文化,一方面宣传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思想,力图使农民起来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民粹派初期的斗争都是采取宣传的方式,但沙皇政府对和平的民粹运动采取了暴力镇压,“在民粹运动进行的六年中被当局逮捕及流放的有一万七千多人”〔15〕,许多人死于狱中。民粹运动失败后,民粹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与“民意党”。前者人数极少,后转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者人数众多,仍然保留着民粹派的特征。在唤起农民革命无望,并且看不到社会其他革命力量的情况下,民意党走上了个人恐怖道路,以暗杀个别(沙皇、有罪行的高官等)人物来反对沙皇制度,力图以自己的牺牲震撼社会,唤醒沉睡的人民。暴力换来了更大暴力,在1880年以来的大镇压中,民意党的整整一代精英都牺牲了:在三百六十五位被捕的革命者中,一百八十位属于贵族,一百零四位属于中产阶级〔16〕。沉寂十多年后,民意党的残余分子又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他们和社会民主工党一道,可算是第三代革命政党。
俄国人述说的这一切对于日本人来说真是太难理解了。日本人能够一波一波向死亡扑去,可那是为了效忠天皇。而俄国人前赴后继走向监禁、流放、终生监禁、牺牲,是为了受苦的人民大众。这两种行为哪种更高尚?
明石开始了“光明的前半生”……
民意党(当时改名为社会革命党)的事迹也曾感动过前清志士。差不多在明石援助俄国革命者的同时,清末的文学作品也在大力宣传民意党。晚清小说《孽海花》就写了一名女虚无党人英勇战斗的过程。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后,许多文章都介绍了“虚无党”(当时将民粹派、民意党统称作虚无党)的事迹〔17〕。同盟会成立后,由于“……崇尚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还专门设立一个暗杀部,由方君瑛负责,聘请流亡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教授暗杀技术……”〔18〕辛亥革命前,共发生过吴樾、徐锡麟、喻培伦等九起同盟会会员刺杀满清大员的事件,四起成功,五起失败。其中除汪精卫被判终生监禁(辛亥革命后出狱)外,其余全部牺牲。在这些事件中还有女志士参加,这完全是崇仰民意党,学习民意党。
由此看来,孙中山的同盟会也走过弯路,也搞过暗杀,也犯过错误。但是这能怨同盟会吗?
民意党光影在前头!
说完了“第一代恐怖分子”,该说说第二代恐怖分子了。
它们——右翼法西斯组织、种族主义组织、民族主义组织、黑手党……
可是这些都不足道,就手段之狠,危害之烈,影响之广,名气之大,它们怎比得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极“左”派恐怖组织?
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日本“赤军”、法国“直接行动”、秘鲁“光辉道路”、巴勒斯坦“人阵”、爱尔兰“共和军”(后两个是兼有极“左”和民族主义特征的恐怖组织)……在国际歌的悲壮歌声中,在砸烂资本主义的激昂口号中,在生搬硬套的马、列语录中,他们给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 爆炸、枪击、绑架、暗杀、炸机、劫机、劫船……无所不为。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80年,全世界共发生恐怖事件六千七百一十四起,十二年间三千六百六十八人丧生〔19〕。还有一项统计,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每年劫持飞机事件都在一百起以上〔20〕。
它们的外在特征与民意党十分相像:第一,社会身份相似,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如意大利“红色旅”的创始人是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21〕。德国“红军”最初的十七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助、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22〕。日本“赤军”诞生于京都大学和明治大学〔23〕。秘鲁“光辉道路”的头目是军区司令的儿子。第二,目标相似,都有正义的目标。如法国“直接行动”的目标是“动员群众,宣传其纲领、目标,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日本“赤军”的目标是“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日本人民共和国”〔24〕。“红色旅”中的学生们“在工厂策动罢工,向工人们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的思想,力图促使意大利发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25〕。“红军”领导人迈因霍夫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 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26〕总之,在第二代恐怖组织那里,你听不到一句不正确的言论。第三,形象相似,都是知识分子的优雅外貌,没有一个长得像暴徒。此外,还有一个相似令人奇怪,即年轻女性多、美丽姑娘多。这点堪与民意党一比高低。如德国“红军”的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个“相当漂亮而腼腆的女人”〔27〕,日本“赤军”的缔造人重信房子更被称为“黑发美女”〔28〕。
如果你以为年轻姑娘能给恐怖运动带来一点怜爱,一点温情,使其更多一点人性,那就错了。在第二代恐怖组织中,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1976年,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法航139次班机上,使旅客“丧失生的愿望”的是一个妙龄女郎。只要德国“红军”的加布里勒(又是一个金发美女)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旅客就全低下头,老人泪流满面,小孩失声痛哭。劫后余生的以色列妇女达维森写道:“这个虐待狂似的德国女恐怖分子,一直拿着手枪走来走去,使我们想起纳粹。”〔29〕
1978年,意大利“红色旅”绑架了前总理莫罗,在囚禁了五十五天之后将其杀害,由“具有惊人美丽”的安娜执行死刑。安娜朝莫罗胸前开了十一枪,但故意不朝心脏打〔30〕。何其残忍!
巴勒斯坦“人阵”的“因罪行及美貌而世界闻名”的莱拉·哈立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四次(两次策划,两次率队)劫机,简直成了劫机专业户〔31〕。为了便于从事恐怖活动,她对自己的美貌(媒体称她“奥黛丽·赫本般的清丽面庞,眉目含羞楚楚动人”)开刀,六次整容〔32〕。
“黑九月”的瑞瑟·哈赛,护士学校学生,才十九岁,爱哭泣,在与同伙劫持比利时航空公司751航班受挫时,这位“白衣天使”不是饶了全机乘客,而是计划引爆身上的手榴弹,“和大家同归于尽”〔33〕。
暴力会使人异化,暴力会诱惑人。这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刚参加恐怖运动的时候,原也不是嗜杀成性的罪犯,有的甚至怀着崇高的理想。但一旦陷入暴力,尝到那种迷幻的快感,尝到控制感、主宰感,就为暴力所掌握,人就成了非人。
西方拍了不少“红色旅”、“共和军”题材的影片,正是看中了这种复杂性。这类影片大都是优秀影片,历史、文化、阶级、人性、心理、两性……多少对立面在这里相撞、消解,化得几分凄楚、几声抽泣。
可是至今没有反映“赤军”的影片,谁也不愿拍“赤军”的影片,因为太惨、太悲伤了。
1972年,因为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赤军”的冈本公三、奥平刚、安田安之三人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候机厅展开了死亡攻击。他们一边冷静地向四面八方滚出球形手雷,像滚保龄球似的,一边掏出冲锋枪向旅客扫射,共打死二十六人,使一百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艾哈龙·卡恰尔斯基。事后,惟一没被击毙的冈本公三说:“当我被捕时,一个日本人问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但他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吗?……我们三个战士希望死后成为猎户座的三颗明星。革命将继续下去,还将有更多的星星……”〔34〕
是“神风突击队”吗?二战那支狂热的日本空军借尸还魂了?“赤军”已经不大像第二代恐怖分子,而是有点像第三代恐怖分子了。
人间最慈祥的爱是母爱。观世音菩萨、圣母玛利亚、妈祖……都是人类母爱的象征。假如真有圣母玛利亚,真有观世音菩萨,1972年是她们落泪最多的年份。路德机场惨案、慕尼黑奥运村惨案、轻井泽雪山惨案……她们长时间地哭,也不会想到二十九年后还将痛哭一场。也许她们哭得最厉害的是轻井泽雪山惨案,因为轻井泽惨案使日本人精神永成残废。
1972年2月,警察在严寒的轻井泽山区发现了“赤军”的一个隐蔽基地,五名“赤军”骨干分子逃窜。在随后被警察的追捕中,五个人占领了深山中的一个度假旅馆,抓了一个人质与警察对峙。接着事态越卷越大,当局调来一千二百名警察参加围攻。现场子弹纷飞(恐怖分子似乎有打不完的枪弹),却长时间攻打不下。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闪一闪。谁也没有将这个事件与惨案挂起钩来,只觉得这事极具新闻价值。警方先是对“赤军”分子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又请来了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提一些建议。但心理学家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呆了两天,又走了。而“赤军”分子继续开枪,使包围的人不敢抬头。这时已查明恐怖分子是某某大学的学生,当局动用飞机把三个大学生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站在最前列用话筒呼叫孩子,声泪俱下。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坂东美子太太很有文化素养,试图从政治角度劝说:“你们知道尼克松先生正在中国同毛主席会谈。出来吧!你们的任务已完成了。”〔35〕但她的话没有引起反应。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文的不行,武的不行。全国人民都渐渐介入了这一事件,只要谁自认为自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在电视机前拨通警察局的电话,献计献策,有一位甚至提议使用遥控催眠术使恐怖分子陷于睡眠状态。
为什么恐怖分子不出来?人质还活着,他们的罪其实并不大。按日本当时的法律,判三年就出来了。谁也没想到他们是滔天罪犯!这个谜底在警察攻破大楼后才揭晓。
原来他们是“赤军”的“执法者”,轻井泽深山营地是“赤军”执行“革命法律”的执法点,后山坡上埋有一年来被处死的十四具“赤军”“变节者”的尸体。在与警察遭遇前,他们刚刚执行完对几个“变节者”的死刑。警察坦白了……
警察从后山坡雪地里挖出来十四具尸体,全都是被脱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冻死的。其中有四个年轻的女学生。有一个是因为带耳环而被打死的,因为带耳环被“赤军”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还有一个是因为结婚和怀孕,违反了组织法律,“被指控为阻碍集团行动”,赤条条地绑在树上冻死。她死的时候已经妊娠八个月了〔36〕。一旦批判开了头,就制止不住了,打人最凶的是“赤军”女头目永田裕子。
每个“变节者”在被处死之前都有经过“Sokatsu”程序模拟审讯。所谓“Sokatsu”,按牛津字典解释,就是推理过程:“用一个总的概念或假设,把许多孤独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进入“赤军”的“Sokatsu”法庭,只有一死。
在这种法庭上,“赤军”对以前的战友严刑拷打。“有一个男人被他的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弟弟们用刀戳死。另一个人由于疼痛难忍,咬断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最残忍的是有个女人被捆绑起来,堵住嘴,推到茅房的地板下面,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在她的上面干着平日的事情。她能够听到他们谈话、吃饭、喝酒。过了三天才死去。”〔37〕
日本全国都哭了!
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颗树上上吊,临死前给全国人民留下道歉信:“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38〕
其实“赤军”自己的心也在颤抖。他们每次恶行过后,都陷入恐惧中。他们还是有思想底线的,第二代恐怖分子——还是有思想底线的。
在路德惨案结束后,大厅的空气中还散发着火药味、血腥味,人们在恐怖分子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Rimbaud回忆录》,折角的那一页写着这样的诗句:“我把自己出卖给谁?我该崇拜什么禽兽?打击什么神圣偶像?碎谁的心?赞成什么谎言?踩着谁的血迹?……”〔39〕这是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心声。
从1980年起,第二代恐怖组织大多数作了忏悔,或者宣布停止活动。1983年1月,“红色旅”多人忏悔,囚禁在监狱里的意大利“红色旅”领导也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武装斗争”〔40〕。1998年4月,德国“红军”在一篇八页的公报中宣布,它即将解散和终止其“城市游击战”〔41〕。2001年4月,“赤军”宣布了“解散宣言”〔42〕。2002年7月16日,爱尔兰“共和军”通过其政治组织新芬党的报纸发表忏悔声明,向所有被他们“伤及或杀死的非战斗人员……及他们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歉意和哀悼”〔43〕。……连巴勒斯坦“人阵”都停止了活动。
2001年3月9日,《参考消息》以《重新找回我自己》为题,刊登了一个原德国“红军”成员西尔克·迈尔—维特(女)的感人事迹。西尔克年轻时原是恐怖分子,受过德国政府通缉,判了十年徒刑(坐了五年牢),中年后悔过了。现在她以医生身份参加人道主义组织,奔波于世界各地为灾民服务,她现在才真正地走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中来。
将第二代恐怖分子与第一代比一比,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代爱人民,善良!第二代草菅人命,凶恶!现在的问题是,第二代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第三代恐怖组织又诞生了。
与第二代相比,第三代恐怖分子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二代恐怖分子是政治型或民族型的,第三代是宗教型;第二代恐怖分子“不论他们的目的和动机是如何令人无法接受或反感,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意图起码还是可以理解的”〔44〕,第三代不可理解;第二代恐怖分子对目标还是有选择的,一般并不刻意针对无辜,第三代专门选择无辜;第二代恐怖分子尚有底线(虽然是那么低),第三代无底线!第二代尚有人的感情,比如痛苦、疑虑、恐惧、忏悔(特别中年以后),第三代没有!第二代并不想将文明社会整个摧毁掉,第三代的目标就是摧毁文明社会。
举些例子吧。1990年,埃及的原教旨恐怖组织开始袭击西方旅游者,最多那次杀害了五十多个游客,既不是为了劫财,也不是为了绑架,没有人能解释是什么目的。阿尔及利亚的“圣战者”组织施暴时,经常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杀过去,连妇孺、老人都不放过,完全当消遣。以往恐怖组织的行动多多少少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要更多的人死”,现在的恐怖活动则变成“既要更多人看,也要更多人死”,甚至变成“不要更多的人看,只要更多的人死”。以往恐怖是发生一次,出来一个组织宣称对此负责,现在是“作而不述”、“敢作不敢当”,9·11就没有人承认,美国认定“基地”时起初还有不少国家(如巴基斯坦及一些阿拉伯国家)持异议。印尼巴厘岛炸死一百九十多人也是没人承认,也是经过“破案程序”才追到伊斯兰原教旨组织的。以往恐怖组织每完成一次暴行必须如此这般为自己辩解一番,仿佛不如此良心不得安。现在可好,你看那些“哈马斯”、“真主党”、“烈士旅”,用装满铁钉的炸药包在车站、学校、超市、饭店引爆(人体炸弹),哪一次不是“彻夜狂欢”?
不说也罢。
想以这样的话结束此篇文章——
有三种恐怖组织:第一种恐怖组织,天下惟此一家,水往高处流,石头滚上山,小鸡抓老鹰,苹果飞上树,兔子吃了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俄国民意党是也。第二种恐怖组织:恶之花盛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女人比男人更凶残,穷凶极恶尚有底线,意大利“红色旅”为代表。第三种恐怖组织:毒蘑菇丛生,一大串、一大班,无恶不作,不可理喻,无可言说,恶贯满盈没有底线,基地、东土、阿克萨、“烈士旅”、“真主党”、“哈马斯”齐上。
愿天下百姓有吉祥的未来!